吃完晚飯,我跟仙老師來到她六樓的家中。這是個面積較小的單位,面向平台花園,從客廳的落地玻璃窗向下俯視,可以看到晚間的會所泳池,在射燈的照明下有迷離的景致。平時我當值所坐的位置,現在空空如也,只立著一張白色膠椅子。我心裡突然有一種時空錯置的感覺。單位內的佈置未見特色,沒有標誌著文人家居的字畫之類,或者甚麼藝術性的陳設,家具倒是簡約舒適,但也有點顯舊,和樓房本身的簇新和豪華有點格格不入。占壓倒性的是書架,填滿了室內所有牆壁,看起來像圖書館多於家居。
仙老師沏了茶,和我坐在沙發上繼續閒話,花卻一直躲在自己的房間裡沒出來。憋在心裡很久,我終於鼓起勇氣,問起黑來:
黑老師今天不在家?
他不住在這裡。仙老師簡潔地說。
我感到十分意外,仙老師再補充說:
他不經常住在這裡,他另外有個地方住。
住唔慣?
部分吧!他和兒子鬧翻了。仙老師以交代事實的口吻說。
要分開住這麼嚴重?
也有部分是由於想一個人專注寫作吧。
黑老師在寫甚麼?
一個改編卡夫卡的短篇小說〈飢餓藝術家〉的劇本。
我記起了早已讀過的卡夫卡的短篇,但印象已經相當模糊。我當時更關心的是黑和花父子之間的問題,便問:
但他為了甚麼事和花鬧翻?
仙老師想了想,說:
是為了「人間失格」事件。
「人間失格」事件?
可以這樣形容吧。我暫時很難說清楚。這樣的事說出來未必人人能明白。總之,你慢慢認識花的話,你就會明白。
見仙老師好像有難言之隱,我也不好意思追問下去。我想到早前不久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很重要的事,便毫不猶豫地說了出來:
我會明白的!仙老師,我好像告訴過你,我爸爸在我很小的時候就離家出走。在我家,被認為「人間失格」的應該是我爸爸吧。那時候我大概兩歲未到,對爸爸幾乎沒有任何印象。二十幾年來,我也沒有再見過他,只知道他後來去了台灣,在那邊定居下來。坦白說,沒有爸爸的成長是不是很痛苦呢?表面上我沒有這種感覺,童年也過得很快樂。媽媽要獨力打工養家,的確是很辛苦,但她從沒有怨言,也沒有把被抛棄的痛苦發洩在我們身上。大舅父一家又對我們很好。我大舅父是做警察的,那時候住在中區警察宿舍。我爸爸以前和大舅父是同事,駐守同一個環頭,兩人是好朋友。我媽媽就是這樣認識爸爸的。所以大舅父一直覺得,他也要對妹妹的事情負上責任。媽媽日間要去打工,我們三姊妹放學後便待在大舅父家,有舅母照顧,又有表哥表妹一起玩。大舅父就像個爸爸一樣,放假便帶我們出去玩。三姊妹當中,大概是大家姐會比較恨爸爸吧,因為他走的時候她已懂事。至於二家姐,後來跟了一家有錢的親戚,和我們變得比較疏遠了。「爸爸」這個字在我們家是不存在的。也未至於是禁忌,但似乎被當成一個不必要的角色,不說也罷。直至三年前,舅父舅母到台灣旅行的時候,在台中一家酒館裡遇到我爸爸。他們回來說,爸爸在那裡當走唱歌手,生活過得並不很好,但似乎樂在其中。爸爸還留了個手機號碼給他們。這件事媽媽聽了好像沒聽到一樣,大家姐卻只是說了句:有咁耐風流,有咁耐折墮!之後便再沒有人提起。兩個月前,男朋友阿耀向我提出分手,但我們卻一起去了台灣旅行,算是大家最後共度一段時光。我也不知是甚麼驅使我,在臨出發前問舅父拿了爸爸的手機號碼。我和阿耀去到花蓮,我終於知道一切也沒法挽回,便離開他獨自折返。我坐火車繞一個大圈回到台北,打了爸爸的手機。我打那個電話的時候,手一直在震,比上台表演還要緊張。接電話的是一把陌生的男人聲音,但那種質感又好像很熟悉,好像自己的聲音的變調。我說我是知恩。他第一個反應是不知道我是誰。他很可能忘了他女兒的名字。但是,從我說的廣東話,他立即找到了座標。他只是有點驚訝地「哦」了一聲。我說我在台北,問他在哪裡。我說我想見他。他沉默了一會,然後以變得生疏的廣東話告訴我,他在高雄。於是我又坐高鐵南下。我在高雄爸爸家住了一個月,期間發生的事,我有機會再跟老師說。媽媽後來知道我偷偷去了找爸爸,依然倔強地一句話也不說,大家姐卻大罵了我一頓,說我背叛了她們,去和那個衰人和好。我也不知道怎樣跟她們解釋。在她們眼中,我總是做出不可理喻的事情。我不能說我原諒了爸爸,因為我從來就沒有恨過他。但我也不能說再次見到他,甚至跟他一起生活了一個月,我和他就完全和好如初。不是這樣的!事實上,問題可能從這時才開始出現,但我有心理準備承受任何結果。仙老師,我只是想說,關於父母和子女的事,我雖然並不很有經驗,但我是願意去明白的。我相信沒有錯失是不能彌補的。